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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直挂云帆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新闻网   文章作者:本站编辑   更新时间:2017-03-17    

  导语:曹和平,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2月至2005年2月,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北京大学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系主任。2004年12月至2008年3月出任云南大学副校长。2008年4月至今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金融理论,先后提出“建置经济”及“中国崛起”概念,创新信息经济学理论,发展定价经济理论,构建中国产权交易理论体系,创立长链金融理论,创建资本市场做市三商理论等,开创国内经济学研究的先河。

  军营中走出来的儒雅学者

  曹和平教授出生于1957年,高中毕业时,正逢十年文革,大学停招,回乡做了一年大队科研站站长工作后,被家乡的中学聘为了物理和数学老师。1975年,我们国家的军队开始了军事现代化的第二次内在冲动。原因是,在总结越战经验时,我军对美军兵种高技术一体化的战役战斗行动印象深刻,将推进现代化发展与科技练兵放在了首位,需要有较高学历(高中、中专等)知识青年入伍当兵。凭借着物理和数学课教师扎实的科学基础与实践操作能力,1976年,他应征入伍,进入兰州军区20师服役。

  “进入部队后,我军正在学习硬骨头六连的强化训练——‘近战、夜战加快战’。一年训练中有100天左右是夜间训练。晚上9点出发。早上5点结束。我在一次作战技术竞赛中取得了团报话兵竞赛第三名的成绩。”曹和平回忆,“指导员觉得我还不错,再后来转到了团教导队当文书。那时候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干好。”

  恢复高考以后,部队决定选拔人才参加高考。当时是要从1600多名战士中选出1人代表团里参加考试,曹和平切实感到了肩上的压力。因为那时候部队希望培养政治教员人才,所以填报的是当时最好的政治教员培训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一年后改为哲学系)。他解释,因为当时有一点差错,他先后考了两年,而且连续两年都考了自治区的前三名,后来到部队所在地宁夏石嘴山市取录取通知书时,才确定知道自己是该市高考的第一名。

  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曹和平学习了7年哲学。研究生第二年时,正好赶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山东陵县农村问题调查组(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问题调查组合作紧密)缺一个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和老师都是不定期从各单位调来的,内部管理不稳定。而党支部书记必须是党员,研究生中党员非常少,符合条件的人选很难找。“我出身部队,既是党员又是研究生。一次在人民日报开会,报社农村部的主任给社科院农村问题调查组的组长陆学艺(后来的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写信说,北师大有个研究生叫曹和平,会上言发得很好,还是个党员,您看要不要到你那做党支部书记。”他笑称,“社科院就真派人到北师大来借人了。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一切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变通。学校要求小全局服从大全局,哲学系做了决议,曹和平可以到山东陵县社科院调查组边工作边学习,论文可以结合国家实际写,不必非得是纯哲学文章。”

  就是这一次的调研经验打开了曹和平的视野。当时王岐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作外联部的副主任,主持召开华北7省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时,曹和平就在会上做服务人员。因此与王岐山的团队建立了联系,并对中央书记处农研室有了一定了解。因为这段工作经历,他在毕业后被分到了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和王岐山及他的团队(有陈锡文、王岐山、林毅夫、周其仁、杜鹰等)一起工作了7年。这7年间,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必须要研究经济问题,所以从哲学转向了经济学研究。

  潜心学术探索的海外十年

  1991年,曹和平赴美学习。从那之后的十年间,他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农业经济学硕士和发展金融专业博士学位,其间还担任了美国中西部华人科技协会经济发展部部长。

  海外求学注定着必然与艰苦为伴,曹和平却不以为意,而是将一点一滴克服困难当作了一种乐趣,在这一过程中汲取着经验,收获着知识与快乐。1996年,他的博士资格考试结束后,无意中发现,在读《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时已经可以做到一目三行式地扫描式阅读,和在国内阅读中文报刊没有区别,而且随着单词量的翻倍式扩大,一份报纸十五六个版、几十个版翻下来,要不了几分钟就可以挑出愿意读的文章。

  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很多人认为《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是美国先进和自由的先声,报纸上只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反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可是随着阅读报纸种类的日益宽泛,他却发现许多美国主流报刊不仅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而且对中华历史和文化多有偏见甚至貌视,。在这些报刊的选词嵌句中,有些大报对中华文化的敌意是骨子里的。在整体性意义上,他们似乎反对中国的全部。

  曹和平说,因为那时候在一家文化交流协会工作,同仁们帮助他申请了I—66签证,(机构派遣签证,他获得的是世界银行的奖学金,那一年中国只有四位拿到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世界也只有60几位候选人拿到了该奖学金,已经停止多年)办绿卡的许可。他当时在美国中西部华人科技协会经济发展部担任部长,中国驻美国公使签字允许申请美国绿卡实在不容易。同事们催促他去申请绿卡,可是他一直拖延了下来,有一次甚至走到了签证处门口,到底还是又转了回来。“我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希望能够现身祖国发展。考虑到拿绿卡三年后与宣誓做美国公民仅有一步之遥,实在难以过心理上成为美国公民这一关。”他说。

  加上因为注意到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偏见,让他更加下定决心,学业有成,就一定要回到祖国怀抱。2001年结束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学业以后,他很快就踏上了返程。今天,再回首当年的往事,曹和平说,其实不难理解美国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就像他们认为俄罗斯不民主,不是因为俄罗斯没有选举,而是俄罗斯是它的潜在竞争对手一样,中国的快速发展让美国感到了压力,因此表现出了敌意。作为中国人,他选择为自己的国家而奉献也是理所当然的。

  部分研究开创国内经济学研究先河

  回国以后,曹和平教授很快投身于国内的经济学科教事业中。他立足于国内市场特色和经济发展情况,相继主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数十项国内外科研课题,并在近年来先后主持完成中国要素市场发展建设、产业集群城市化及第三方市场构建、园区产业规划及投融资平台构建等项目。其中很多理念都引导了国内经济建设研究的先河。

  就这些年来开展的科研、教学工作,曹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有哪些?

  曹教授:我认为在北大教授的几门较为重要的课程分别为:信息经济学、金融市场学、资源经济学。另外还有一门带有研究性质的研究生课程——新市场理论前沿。我现在的主研方向是货币一级二级市场、资源一级二级市场(我们国家土地资源重大工程投融资项目都是它的主研内容)和资本一级二级市场。同时,目前我基本上已放弃了上证所和深证所的研究,转而研究主方向为我们国家1000多家非银行系、非银行类的第三方市场平台,其中包括500多家产权交易所,300多家大宗商品交易所,200多家特种商品交易所。《私募股权蓝皮书》、《产权市场蓝皮书》就是这一系列的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近5年,我对中国产权交易所某种意义上表示失望。他们有十多次机会可以和阿里及腾讯同台竞争或超越,但均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没有采取行动,最终被其他企业超越。现在看来互联网+和电商和独立第三方平台的——非银行类(non-bank)非银行系(non-banking)机构的研究,加上地方政府重大投融资项目成了我研究的主要方向。这还真做对了。

  具体来说,这些年我参与较为著名的建设项目有,作为《上海自由贸易区发展规划》的六个签字专家之一,我对单体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表了有预见性的支持意见,我参与的《北京天竺国家文化产业园区的专项规划》及部分投融资服务等。并且还主持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部委委托项目多项。其中共同主持“非正规保险与市场深化程度(Informal Insurance and the Extent of Market)”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项目;2006年以后,我与美国伯克利大学Brian Wright教授共同参加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Joseph. Stiglitz主持的“中国行动小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新制度设计模型”,“中国产权市场发展研究”部分。

  另外,作为中国经济模式的深入研究者,我与同事在2004年发表文章《中国建置经济增长模式的历史传承与当代竞争》的模型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崛起”的概念,为“大国崛起”等术语作了经济学内涵的严格阐述,成为了“中国模式崛起”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学术素养深厚的优秀团队。您能就此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您认为对于科研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曹教授:一个团队,特别是带有科研性质的团队,成员最需要具备的就是的前瞻性、思维的敏感性和在丰厚知识底蕴基础上的创新性。我的团队主要研究成员由北大、清华及海外留学的博士、硕士生组成。团队成员丰厚的经济知识储备只是作为科研的基础,团队的高效协作才是保证其正常运作的关键,所以,尽管我们的团队只由十几位研究成员组成,但是却因为各位成员的尽责工作和高效的配合完成着可能30人左右团队的工作量。但是,作为老师我还是希望他们在各自所专研的领域继续纵向深挖学习,不断提高自身能力,我同时也会给予更多的指导。以期他们未来更好的完成科研项目。

  记者:科学研究离不开创新。曹教授,您所提出的许多理论都开创了我国经济研究之先。您能谈谈您对创新的看法吗?

  曹教授: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席经济学家麦迪逊(Maddison)一系列关于世界各国历史长程意义上数据的复原性研究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他有一个著名的研究成果,即发现在汉代初年,中国人均GDP和西欧持平;在王安石变法前后的年代,即公元100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竟然高出西欧12.5%。在同等技术条件下高出12.5%,这和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在技术条件差异下的高出比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你知道,在南北宋朝相交的年代,大体上和今天一样,中国的人口是西欧的三倍以上,你让西欧比美国人均GDP多12%,问题不大,二者人口差不多。但你让西欧、东欧加上中亚人口——约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以上,你试试再复制前边的比例。在这样的规模上,按照我们老祖宗的做法,将上述比率移到今天,我国人均GDP按照5万美元来计算,那就是67.5万亿美元。是今天世界GDP的三分之二了。要再多,那可不得了。我当时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我国的先人们做出了伟大成就。

  但是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也就是西方工业革命成功的1820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已经不到西欧的50%了。这激发了我思考中国在工业革命前GDP于千年周期的意义上高于西欧的内在原因。我会悄悄地这样问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有没有相对于西方经济模式的比较优势呢?我还会问,我们能不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教训,能不能赶上西欧呢?

  这些问题促使我在进一步探索中接触到了李约瑟之谜(Needham’s Problem)——他发现,中国在王安石变法前后年间,铁产量已经达到17万吨。这和700年后的英国,即1700年大不列颠的铁产量差不多。这一年,可是英国越过工业革命主要战略型产品发明任务完成的转折点年头,变成工业强国的年份啊!不仅如此,那一年,中国的铁价格是1:6.1斤粮食,700年后的英国,价格也不过是1:4.7斤。同时,工业革命所需的文字条件,中国出现了——活字印刷术。王安石所处的宋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年代呢?今天看来,让人神奇的东西太多了,比如,大约那个时候,宋朝的管理者们发明了青苗法,预制的粮食储备基金是40万缗,大约相当于我们2000年前后储备量基金的数量。那时候,我们不仅有100万人口的城市,而且还有2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这在经济上太神奇了(当然宋朝有失误的多处制度设计)。

  通过对我国各朝代经济历史的考究,使我联想到了“中国模式崛起”的概念。我和叶静怡教授在2003年《经济学动态》第十期上发表的“世界三大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与当代竞争”一文中提出了类似概念。当时还没有写出准确的经济学模型。

  第二年,张博教授加了进来,在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是不同于西方经济和印度经济的第三种制度模式——我们叫“建置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我们用数学模型证明了中国经济模式具有自己的内在生命力,并在结论中写到:“中国经济的崛起自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但作为世界性的观察事实还不到十年的历史。把上述观察性事实总结和概括为一种异于西方的经济模式的成功而非转型的短期效应,似乎时间数据不足。但是,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和中华经济圈的成功同历史上建置经济的长期优势制度结合起来,同西方经济模式相比较并概括出中国经济模式的继替崛起,并非过于唐突。”在这段话前,我们还特意加上了“中国经济模式继替崛起”的小标题。可以理解为是在自觉的意义上提出中国经济模式崛起这个概念。

  记者:谈到科研,一般人可能想到更多的是理工行业里的实验研究等,对经济学研究知之甚少。您能介绍一下经济学的研究和科研攻关有哪些特点吗?在工作中,您和团队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曹教授:在严格体系方法上,经济学在“文、史、哲、政、经、法”中的地位,有点象物理学在“数理化天地生”中的相对位置。除严格方法论优势之外,我认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不仅有跨领域的特点,而且还需要前瞻性和一线实感。

  我和团队研究的切入点是纵向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史以了解其价值体系的形成,然后依靠解析工具的严密逻辑,形成表达经济对象的最合适模型,在人文精神的导引下进行研究。

  记者:除科研工作外,您能给我们谈谈您的教学理念吗?您对学生有哪些希望和要求?

  曹教授:我本人特别同意陶行知先生的观点“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先生”。但是,这句话会被质疑。如果有同学打死也不学习,你怎么教得好?这么理解的话,这句话就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其实,陶行知先生的带有形而上学的意义。如果教学对象是一个愿意学习的教学对象,那就“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给定一个前提性的限制——愿意教课的老师和愿意学习的同学(智力正常),给定一个正规的教育机构和时间。在这样的条件集合下,这句话就是对的。把前提假设破坏掉,这句话就存在不确定性。在这十多年里面我也一直在实践着这个理念。

  比如,内蒙古大学每年送10多位交换学生来北大学习,我发现在我的课堂上,内蒙古大学的同学非常努力,我有什么理由不把这些同学教好呢?我在课堂上对北大同学和内蒙古大学的同学一视同仁。这也是孔老先生“有教无类”的概念。我和内蒙古大学的同学建立了比较好的平等关系。处在老师的位置上我在课堂上有一定的主导权,这是当老师的负有神圣使命指出,我不努力教学,努力实现公平,怎么对得起教师这个岗位呢?

  关于对同学们的希望和要求方面,我希望由我教育出来的同学在选择工作和科研时,能够有创业为上的精神,较少考虑地域因素。在汶川地震时,人们发现一个偏远的村庄有一位温州的商铺,这件事让人震惊,温商具有企业家基本的精神,不仅是实践在大江南北的大城市里,而且也实证在高山和偏远之地,只要投资报酬率高,何必在乎超大城市呢?同样,只要职业生涯发展的边际综合收益高,何必画上地域限制的樊囿呢。在这一点上,温商比我们这些教书人做得好。现在的老师到边远地方,似乎没有了冲动。我们的学生毕业首选会去发达地区而放弃偏远地区。其实大家在心理上不要害怕这件事,在安排好家庭和工作的前提下,谁能知道到落后地区,职业生涯的发展就一定地域在发达地区呢。当年踏上五月花船的时候,那些富有理想的先驱,收获比在欧洲的城市里要大啊!早年走向延安的时候,谁能说跟上共产党就一定是落后呢?远大的理想是一个民族永远不可磨灭的优秀品质。

  这些年我在自己的工作和科研中也实践着这种理念,在安排好个人事情之后,我没有排斥到偏远地区工作的意愿,在科研中,我把到西部调研,把没有列在教育部学科学位里的研究一视同仁地对待。把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文化的利益摆在和我个人利益同样的水平线上甚至稍高一点的位置上,这是我个人的理念。

  记者:您认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点会侧重在哪些领域?关于未来,您有怎样的目标和希望?

  曹教授:对于这个问题,技术变革因素是经济学家经常忽略的一个变量。综合世界范围内的技术信息,会发现人类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爆发了许多次新技术革命。例如,自1980年,地面下的光纤互联网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将地面上两亿多台固定在桌面的台式电脑联网整合,开启了信息互联时代。时至1999年,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形成了地面上每五十公里组合而成的蜂窝互联网,蜂窝互联网的出现使9亿台移动式电脑——智能手机联网整合,形成移动互联时代。2010年以后,少数具有远见的数据公司建立联通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蜂窝互联网的关口站基础设施,将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上移动蜂窝互联网合一,使得互联网设施在国民经济体系升级意义上出现鲤鱼跃龙门式的惊险一跳——“万物互联”时代到来。在未来可预见的5-7年时间,如果卫星互联门槛性条件出现,则类似移动“WIFI”效能的三网合一时代来临,将会出现万物互联向智能互联时代迈进,新技术革命出现“人神合一”的经济现象:大数据智慧经济时代来临。

  在当前的这种经济时代,有三个经济体最有发展优势,美国、中国和印度。我相信,如果良性发展,“中-美-欧-日-俄-印-印尼-巴西-巴基斯坦”人口九大国联合起来,发展世界性的数字智能经济,中国经济未来会呈现爆发式成长。这也将是我们未来在经济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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